满江红电影影评网满江红电影导演张艺谋主演易烊千玺沈腾上映最新消息

01.

1985年，陈凯歌拍《大阅兵》。摄影组先到了湖北武汉，张艺谋把器材运到剧组驻地时，突然有人大叫“飞碟！”。据说那天夜里，开阔的机场上方有个大如洗衣盆的旋转物体，一层光圈在它周围环绕。

更绝的是，张艺谋自称目睹该物体后，立马神智不清，几分钟后才恢复意识。再次抬头，飞碟已消失，夜空中只剩下一团粉色的蘑菇云。张艺谋看见飞碟是不是真的，这没人知道。他当时想当导演、拍电影，这肯定是真的。

在给《黄土地》做摄影时，陈凯歌就说他：

“咱们这帮同学里，数你心比天高。”

不得不说张艺谋运气好。1985年，第五次影代会，张遇到对他颇为赏识的吴天明。那二年正是改革浪潮最猛的时候。邓公说，老干部能退的就退，把位置留给专业强的年轻人吧。43岁的吴天明借着风就当上了西影厂长。

这位年轻厂长干劲很足，魄力也很强。开第一次全厂大会，当场免除了大部分负责人的职务。会一散，马上有人去省里告状。还有人半夜打电话给吴，一上来就操你妈。吴天明也很客气，说我操你妈的妈。

第二天开大会，吴天明当着全厂人说：“我吴天明干的每件事，都是堂堂正正的。有人打电话骂我，要是你今天站出来你就是条汉子，否则我就操你奶奶。”

话风虽然粗鲁，但不要以为吴厂长是粗人。上任前，人家拍了《人生》轰动全国，是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当上厂长后，吴有个心愿，大力支持有才华的年轻人拍探索片，把中国电影搞上去。看了《黄土地》的摄影，他把身在广西的张艺谋借调到西影一年，让他拍《老井》。为了留住张的心，把张当时的妻子肖华调到厂内图书馆，还分了套房子。

张艺谋答应合作后。吴天明拿着《老井》的剧本，到处找男主角。摄制组兵分四路，跑了20多个省市，带回来的照片，没有一个符合吴天明心中的形象。

《老井》讲的，是贫困村庄爷孙几代挖井的事，主角一定要线条硬朗、气质朴素。要开机了，吴天明扭头一看，踏破铁鞋无觅处，张艺谋这小子不正合适嘛！就问张：“要不你来演孙旺泉，你看行吗？”张艺谋说你要不怕砸了我可以试试。西影厂的人听了都说：

“这他妈不是俩疯子吗？”

一帮人都恨不得吴天明搞砸，好看他笑话。

结果，张艺谋没让吴失望。为了《老井》，他剃了光头，扎进太行山偏僻的农村，吃住都在农民家。一天挑水十几担，连打了两个月猪食，光着膀子暴晒，还背了两个多月150斤的石板。手、背都被磨糙了皮。拍戏时，喝酒他就狂喝，打架他就真干。为了表现被困井下奄奄一息的状态，三天没沾米、水。

那是1986年，张艺谋为了演孙旺泉，累吐了半条命。就在《老井》快要开拍前，他从朋友那里拿到《人民文学》第三期，读到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

读完就傻了，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吗？

02.

小说《红高粱》能有那么狂的气质，多半是由于莫言处在一个狂的年纪。

1984年一次文艺讨论会，有人说：“我们民族经历过那么多战争，老一辈参与过战争的作家因为动乱失去了创作能力，这个空白无人弥补，太可惜了。”

莫言“蹭”地一下起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没听过放枪，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我见过杀猪；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我在电影上见过。我们写小说又不是搞历史研究，没经历过也能写。”

听了莫言的话，当场有人嗤之以鼻，说他狂妄无知。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莫言必须写一部战争小说出来，打打这帮人的脸。

这不是他第一次“狂妄”了。刚到军艺时，他还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一次，军艺给《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开新作讨论会。人家好歹是个腕儿了，别人都捧，莫言却说：“这新作不行，也就是个连队小报的水平。”

素来宽厚的李存葆脸上都挂不住了。事后，有人直接质问莫言：“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不行？你写一个试试？”

当时，莫言只发表过一些习作，水平，比学生作文高一点。被刺激后，莫言下定决心，一定要出写吓死这帮人的作品。那年年底，莫言回乡探亲，遇到发小张世家。

酒至半酣，张世家对莫言说：“你那些作品我都看过。什么《岛上的风》《雨中的河》，什么呀？根本就不行！海岛、湖泊，你到过吗？咱们高密有这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偏要写你不熟悉的事？”

一边喝，张世家一边给莫言讲了公婆庙大屠杀的事。莫言听罢，顿时如梦初醒。妈的！我写了这么久，咋没想到写写这片生我养我的高密乡？写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里面事，永远也写不完啊！

回城后，莫言想起自己小时候忍饥挨饿、孤独受冻因为偷萝卜被打个半死的事，迅速写出代表作《透明的红萝卜》。随后，又去翻找当年日本人在山东高密屠杀作恶的历史资料，一口气写出了《红高粱》。

莫言听老人们说，高密乡曾经种植过上百亩的红高粱，整日在烈日和大风中舞荡。听罢祖先在高粱地中抗日杀敌的传说，莫言胸中激荡，脑子里不断出现一个个狂野、暴烈的祖先形象。当时文坛正在“寻根”，莫言觉得，这就是根。男人混蛋女人放荡，生命旺盛，敢爱敢恨，就像野蛮生长的高粱。

1984年冬，《红高粱》完成。次年，《透明的红萝卜》一发表，文坛就炸了。都不知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小子。还没定过神来，1986年，《红高粱》横空出世，又狠狠地炸了一次。多年后，有人问两获茅盾文学奖的张洁，对八十年代文坛印象最深的事。

张洁说：“那必须是莫言了。”

那时，莫言的创作欲强得跟高粱生命力一样旺盛。《红高粱》发表后，他读了《静静的顿河》，当即决定写四部长篇，由《红高粱》打头，每一部30万字，写出高密乡祖祖辈辈的传奇，要写得像《顿河》一样荡气回肠。莫言写作激情已经到达了不可遏制的地步，为了写《红高粱家族》的后四部中篇，彻夜失眠，想起高密的抗日故事，甚至出现幻觉。

1985年，他写信给哥哥说：

“我的创作欲望极强，恨不得把文坛炸平。”

莫言不知道，当时在湖北拍《大阅兵》的张艺谋和他一样，创作激情也抵达顶峰，做梦都在拍电影，差的只是一个优秀的剧本。

终于，1986年，两个年轻人相遇了。

03.

在遇到《红高粱》前，张艺谋也看过别的本子。其中有一个对越反击战的，本子非常扎实。思来想去，张艺谋还是没拍，一是自己情绪没被调动起来，二是题材敏感，张艺谋的经验告诉他，这种东西，别碰。

对政治，张艺谋向来敏锐。他母亲是大地主出身，父亲有黄埔军校的背景。在论出身的年代，这给他的成长造成了极大障碍。

由于出身不好，他连入团资格都没有。学校里填成分，张艺谋不知道怎么填，回家问父母。父母把门关起来，叹了半天气。后来在纺织厂上班，每次开会，厂长说：

“不是党员、团员的请出去。”

全场700人，盯着他一个灰溜溜地离开。

后来厂长也嫌麻烦，直接说：

“张艺谋你出去吧。”

张艺谋一路上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不敢张扬、出头，凡事低调、谦虚。正因为如此，学会摄影后，他把内心压抑的部分都转移到了创作上，特别狂放、大气。读书时，陈凯歌看摄影系作品展，其中有一幅，百尺危崖上的一个青年肃然独立，作幅长过一米，看罢只能长叹。那正是张艺谋的作品。

第一次当导演前，张艺谋就暗下决心，要拍，就要拍最能张扬内心的作品。莫言的《红高粱》，正好像一颗子弹击中了他。高密乡狂野的气息、男人女人们传奇，让张艺谋觉得，中国人活了几千年，骨子里是压抑的。“我爷爷”和“我奶奶”就不一样，这样敢爱敢恨、肆意舞动的生命，才叫人。

张艺谋说，他要赞颂生命、渲染野性，要让大家看看这个民族的活力。

于是乎，《老井》体验生活刚结束，他就从山西坐火车到北京，又坐电车到军艺。路上脚夹破了，全是血。张艺谋到了军艺宿舍，拎着一只鞋，大喊莫言。莫言就从厕所旁的屋子出来了。张艺谋说，我要拍你的《红高粱》。心里还打鼓呢，生怕莫言不给。

结果莫言不但给了，后来改剧本时还说：“你想怎么改怎么改，茅盾、巴金的小说要尊重原著，我的不用。别说让‘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了，就是让他俩在高粱地搞原子弹，我也非常支持你。”

「《红高粱》的经典画面」

为什么相信张艺谋？

多年后，莫言说，因为当时他晒得皮肤黝黑，完全像个农民，一看见他，就想到了生产队的大队长，觉得特别亲切。

拿下改编权后，张艺谋先回剧组拍片。由于不顾性命为艺术献身，他把《红高粱》拿给吴天明说想拍，吴立马就答应了。

令张艺谋没想到的是，《老井》拍完后，自己居然拿下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成为国内第一人。消息传来时，他正在高密拍戏，全剧组高兴得把他抬起来往天上甩。毕业于北电、被分配到中戏工作的王志文听了，说：

“我们学了四五年专业课，有毛用？”

王志文没想到，成为国内首位国际A类电影节的影帝，还不算牛逼。

1988年，电影《红高粱》要让中国第五代导演，震撼全世界了。

04.

其实，1984年《红高粱》还没写完时，小说的消息就已经传开来了。

在文学还有地位的八十年代，各大编辑社抢稿是常有的事。那些注定要被载入中国文学史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收获》《人民文学》这种重磅刊物发表的。

时任《人民文学》编辑、后来《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听说他要写个抗日作品，早就打招呼：“记得留给我啊！”

结果一写完，《十月》先一步拿走了。朱伟去拿稿，莫言说人家要拿我也不好拒绝。朱伟也是挺狂的，一个电话打给《十月》：

“莫言说好给《人民文学》的，你们怎么能不讲道德就把稿件拿走呢？文学界都这样，那还有信义吗？马上把稿子给我退回来！”

张艺谋用800元拿下改编版权后，莫言不愿意改，就请朱伟和陈剑雨帮忙。第一次谈剧本，张艺谋从《老井》剧组赶到朱伟家。朱伟一直记得，在那间20平米的小房间里，张艺谋眉飞色舞、两眼放光、激动无比。

说起“我爷爷”和“我奶奶”，仿佛说的是自己的故事。张艺谋告诉朱伟，大面积的战争场面拍不了，就得把高粱给它拍到极致，一定要有漫山遍野的高粱，要让日本骑兵拉着辘轳，把高粱全部碾成绿泥，然后，大雨倾盆，太阳出来，被碾倒的高粱化为血红的海洋…

「电影《红高粱》里如血的高粱，图自豆瓣」

然而，当时高密乡早就没有高粱了。没有怎么办？种！张艺谋说要在高密种一百亩高粱，吴天明二话没说就打钱过去。由于财务上申请流程太慢，吴厂长直接跑到每个车间游说，凑齐了这笔钱。要知道，当时《红高粱》剧本刚出来，连审都还没审。

吴天明敢这么干，不知要冒多大的风险。

那时，电影不叫《红高粱》，叫做《九九青杀口》。主要是怕观众看了“红高粱”三个字，会误以为这是个农业科教片。高粱地弄妥后，张艺谋开始挑演员。“我爷爷”余占鳌是个土匪，让姜文来演再合适不过。正好那时，上影厂有人说姜文演不了农民。姜文憋了口气，想证明自己，马上就答应了张艺谋。

至于“我奶奶”，可算费了番功夫。他们去中戏找人，先是看中了史可。本来都快定了，老师说：“我们还有个学生很不错，现在在外面拍戏，很快就回来，你们再等等。”老师说的，就是在做学生实践、参演电视剧《暑假里的故事》的巩俐。等了两天，巩俐出现在张艺谋面前，穿了一身松松垮垮的大衣服试镜，外表清纯，满脸学生气，完全没有“我奶奶”的泼辣。

可说不上为啥，张艺谋就觉得巩俐行。他把巩俐带回高密时，莫言看到青涩的姑娘，心里直犯嘀咕：“完了，这电影要砸她手里。”

然而，电影还没砸，高粱先出了问题。

那年气候差，没雨水，高粱种下后，莫言回乡一看，欲哭无泪。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那太阳大的，连蚜虫都晒化了。急得张艺谋赶紧去县委找人，批了5吨化肥。随后，县里开会，要乡里把高粱当“任务”。

一场雨下来后，7月下旬，电影如愿开机。

05.

1988年《红高粱》摘奖后，许多人分析它为何成功，有的指向内涵意义，有的指向艺术形式。其实说到底，就俩字，年轻。

那一年，巩俐22岁，姜文24岁，莫言32岁，张艺谋37岁。四个人里，姜文资历最老，一个是第一次演，一个是第一次拍，还有一个刚引起文坛注意。拿副导演杨凤良的话说：

“当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顾忌！”

为什么没有顾忌？还是俩字：纯粹。

张艺谋也承认，拍《红》的时候，就是想拍，要作品，要表达，没有任何的杂念。什么赚钱，什么拿奖，哪儿想得到那么多，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把压抑多年的情感喷出来。

杨凤良的总结叫做：干净得一塌糊涂。

也正因为“纯粹”，才有每个人的投入。巩俐一进组，张艺谋就拿吴厂长训练自己的方法训练她。穿上大棉袄，除了骑驴、挑水，还要改变走路姿势。一开始巩俐只能挑空桶，张艺谋说那不行，拍出来不能晃悠。于是一点一点往木桶里加水。挑到巩俐肩都肿了，只能用毛巾垫住。一天天下来，等到开机的时候，巩俐已经可以穿着大棉裤挑着水行走自如。

为了贴近角色，全剧组演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晒黑。巩俐也得晒，晒得脸上一层层脱皮。为了黑得快，姜文天天跑到河里洗澡，洗了晒，晒了洗。所有人在意的都是如何塑造好角色，没人会在意自己的形象。

当时，莫言拿到剧本一看，自己五六万字的小说，剧本竟然才2万字。等开机了，莫言才知道，光这2万字，拍起来就不容易。“颠轿”那一场戏，纸上就几句话，拍在电影里，却是5分钟。拍摄的时间，更长。

《红高粱》里，为了表现高密乡人的豪放、狂野，“颠轿”和“酿酒”两场戏，最最重要。谁也不知道当年真实的颠轿是怎么颠的。戏怎么演，怎么拍，全靠聊。

「电影《红高粱》里的“颠轿”」

最能聊的，一个是姜文，一个是张艺谋。

还在广西拍《一个和八个》时，张艺谋就把何群、张军钊聊趴下过。第二天怎么拍，张艺谋非要夜里提前把分镜想出来。所有人都撑不住了，他还在苦思冥想。而姜文，是个戏痴，演《芙蓉镇》时，为了了解主角内心，他前后采访了50个右派，写出来的人物传记，比《芙蓉镇》小说还厚。

老姜遇老张，两眼泪汪汪。每天把剧组的人一个接一个都聊睡了，他俩还在那儿侃戏。“颠轿”怎么颠，余占鳌喝醉酒闯九儿的房间怎么闯，如何能野出一股生猛劲儿，都是他跟张艺谋一通宵一通宵侃出来的。

这期间，剧组曾到莫言的家里聚餐。大家穿着戏服，在莫言家吃“拤饼”，卷葱蘸酱，狼吞虎咽，看上去和农民、土匪毫无二致。看热闹的乡亲过来交谈，大家也都平易近人，完全没有想象中的明星架子。

后来莫言的侄子想起来还说：“正是因为能把艺术作为至高的追求，把自己放得足够低，才能深入人物的生活和内心，演什么像什么。”

「电影《红高粱》里酿酒」

也就是那天，张艺谋、莫言、巩俐、姜文留下了那张珍贵的合影。当时，没人能想得到，这四个年轻人，日后各自会有多么牛逼。

别说什么奥运会开幕式了，就连《红高粱》拿奖，张艺谋也没敢想。

那天，吃饱后，姜文一抬腿，“嘭”的一声，莫言家唯一的暖水壶爆了。莫言见状，机智无比道：“好兆头！电影上映，肯定火爆！”

还真让他给说中了。

06.

对中国电影而言，《红高粱》是一个分水岭。

那之前，第五代导演的“探索片”，一直处在非常尴尬的位置上。

尽管看完他们的毕业作品，郭宝昌发出“中国要出大师”的感叹，尽管《一个和八个》把老导演们吓了一跳，尽管陈、张二人拍出一部《黄土地》，但在当时的观影氛围下，这些作品并不怎么接近普通观众。

那两年，中国观影人次几亿几亿地往下掉，大家都蹲家里看电视了。受整个八十年代“寻根”“反思”文艺风潮影响的第五代，一掌镜就要探讨民族、历史、人文这样宏大深邃的主题。一般文化水平的老百姓，谁看啊。

1993年之前，中国各大电影厂作品由中影统购统销。中影买了，拿给各地方看，看完，各地上报拷贝数，中影统一卖拷贝。

情况如何？大名鼎鼎的《黄土地》，拷贝卖了30个，《大阅兵》，40个，田壮壮的《盗马贼》，7个，吴子牛的《晚钟》，6个…

对比一下，1980年富有娱乐性的电影《神秘的大佛》，人家的拷贝数，是440个。

随着80年代《上海滩》《霍元甲》等剧的涌入，普通观众对剧情刺激度的追求，日益上升。第五代导演在“形式”上做了重大突破，但在“故事”本身，一直遭受诟病。如果把当年的拷贝数换成市场票房来算，那些足够被载入影史的文艺电影，基本上排着队扑街。

就在这时，致力于帮年轻导演出头的吴厂长，帮“第五代导演”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子。当初，《老井》送到电影局，局里有人说，我要不是干这行，我真不想看你这片子。结果，《老井》拿下国际大奖，消息一出，回国后居然卖出了200个拷贝。那么，如何能让求新求变的“探索片”拍出来后不至于直接锁进仓库蒙尘，让广大人民群众对它产生观影兴趣呢？

五个字：拿国际大奖。

1987年，陈凯歌拿着《孩子王》去柏林参赛，参到一半，退赛，跑去戛纳了。当时是12月，报名11月截止。柏林的选片人很着急，希望能有一部中国电影顶上。就在这时，西影厂把《红高粱》推荐了过去。张艺谋急急忙忙准备了资料，也没敢多想。结果柏林那边一看，非常高兴，说这正是我们期待的电影。甚至有评委说：“这是近几年我看到的唯一一部称得上电影的作品。”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1988年2月，《红高粱》在柏林摘得金熊，成为中国首部在三大电影节上拿奖的片子。张艺谋见到了联邦德国的总统。介绍中、美、苏三国电影的节目，在欧洲播了整整7个小时。

中国人的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上受到如此巨大、广泛的关注，出尽风头。

消息传回国，上了《新闻联播》，各大媒体盛赞。《红高粱》一上映，票价从3毛一张涨到七八块，卖了400多万。全国人疯了一样排着队去看。那火爆的景象，丝毫不亚于多年后造成巨大轰动的《战狼2》。

莫言走在街上，四处都能听见：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呀头。”

「电影《红高粱》里的巩俐，图自豆瓣」

就这样，《红高粱》不但让“第五代”登上国际舞台，也让“探索片”称霸了一回票房，一扫之前叫好不叫座的局面。37岁的张艺谋，用他艺术上的张扬、狂野和赞颂生命欲望的冲动，拿一部处女作，写下了这段传奇。

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后来，那四个从照片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一个成为对中国电影影响深远的大导演，一个成为要站着挣钱的电影鬼才，一个成为了国际级影后，一个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还有一个年轻人，戛纳播他的电影时，侯孝贤看着看着睡着了。年轻人有点懊丧，觉得不是拍的不好，是别人不识货。散会后，一个叫徐枫的女士找到他，对他说：

“我看了你的电影，非常喜欢，我手里有个剧本，希望由你来拍。”

5年后，年轻人再次杀回戛纳，摘下金棕榈。

那部电影，就叫做《霸王别姬》。

07.

《红高粱》里走出来的四个人，能一个个变得那么牛逼，首先靠的，是命数。

命数是什么？

就是当年北电在陕西全省13个纺织厂里，只发了一个名额，偏偏就发到了张艺谋那个厂里，但凡发给另一个厂，张就别想出头；就是莫言因为跟武装大队长的儿子关系好，靠走后门当了兵，否则就得在棉花厂当工人；就是姜文有个好基友叫英达，是英达拖着他去中戏，这才有了四年专业训练；就是巩俐偶然去当了一次群演，被导演席与明认可，才放弃唱歌的执念，扭头去北京考了演员。

但光有命数不行，你得能抓住机遇。

爱上摄影后，张艺谋三年省吃俭用买了台“海鸥”。没有师傅教，他就借书、抄书，摄影书字少，他愣是抄了几十万字，连抄三年，抄到理解为止。为了拍华山，他去了11次，因为不能请假，他星期六去，星期一回，48个小时不睡，在极端的痴迷中，用最简陋的设备，拍出了让专业摄影师吃惊的作品。

写出《透明的红萝卜》前，莫言每天夜里窝在仓库里写稿。他每周上十几节课，天天写到深夜，肚子饿了就拿大葱充饥，胃溃疡、肠炎、痢疾、鼻窦炎，几种病同时发作，头发掉了一大把，还是咬牙往写下。没有这样的扎实的文字训练和忍受寂寞的意志，他能在45天里写出40多万字的《生死疲劳》？

姜文拍《阳灿》的时候，为了几秒的画面，把飞机重新刷了一遍，为了米兰的一张照片，拍了上千个动态镜头；巩俐演《秋菊》时，在乡下吃、住，学会陕西话，给农民洗衣服，拍《菊豆》的时候，又把染布给学会了…

可见牛逼的人，也不是生来就牛逼的。

「电影《红高粱》，图自豆瓣」

当然，个人的奋斗是重要的，历史的进程，也不可忽略。《红高粱》能成，四个年轻人能成，也有时代的原因。

跟莫言聊《归来》时，张艺谋说：

“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代，我叫它人文时期，从创作者到受众，都关注作品的文化内涵、历史和情怀，那个时期，很可爱。”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呢？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封底上，列了80年代的常见词：激情、反叛、浪漫、理想主义、启蒙、人文、饥渴、天真、使命、真理、疯狂…

那时候，朱伟骑着一辆自行车，能跑遍北京的作家圈，大家隔三差五地聚会，没日没夜地聊作品，看见一篇牛逼的小说，到处去打听作者是谁；那时候，北京的摇滚人为了搞音乐，居然能吃一个月的面条，一帮人有好工作不要，要跑到马克西姆夜夜嚎叫。

那时候，顾城、北岛他们去成都参加活动，居然被年轻人围得走不动道儿，崔健在高校里一开口，学生们激动得泪如雨下；那时候，一本《存在与虚无》，竟然可以卖到50万册，一小伙子手上拎着一本弗洛伊德，恋爱就谈成了；王朔跟沈旭佳去玉渊潭游泳，游累了，就坐在夜色中，数自己知道多少外国作家…

对于创作者而言，那是个火热的年代。

想表达，想呐喊，想被人听见。

电影《红高粱》里张扬、野蛮的生命力，就是那个年代文艺作品的缩影。

无数被压抑的句子和狂想，终于在那一个个闪光的作品里，集体爆发。

阿城写出了《棋王》、余华写出了《十八岁出远门》、苏童写出了《妻妾成群》、路遥写出了《平凡的世界》、王安忆写出了“三恋”；马原在迷宫叙事、张承志在寻根、王朔在调侃、王二在黑色幽默；窦唯在录音的前一秒，写下《无地自容》的歌词，田壮壮拍《盗马贼》，愣敢说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

多年后，莫言拿了诺贝尔奖，他说：“现在回过头去看电影《红高粱》，你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候，年轻人创作时的那种激情。”

而随着时间推移，等到了90年代，查建英的书封底就多了些“现实、利益、世故、市场、焦虑”之类的词。1996年，80年代写出《镜中》的诗人张枣回国，北岛说：“国内的声色犬马会毁掉你，回去你就会放弃诗歌。”

十多年后，张枣遇到诗人李笠，感叹道：

“除了灯红酒绿，还是灯红酒绿。”

08.

2018年，《红高粱》修复版重映。

最终票房，仅40万。

实际上，《红高粱》之后，再没有哪部具有探索性的文艺片能重现当年的观影盛况，引起全民热议。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过去，诗歌也好，文学也罢，都渐渐归还于小众的位置。文艺片，注定不会创造当年的票房神迹。

2006年9月，贾樟柯凭借《三峡好人》拿下威尼斯金狮。贾科长不信邪，非要把《三》安排到跟一部商业电影同期上映，并与制片人发生激烈的争吵。制片人说，你要是敢在这时上映，票房会把你教训得很惨。

贾科长说：“那就请允许我们殉情吧，我就是很好奇，我要看看，在这个崇拜‘黄金’的时代，还有谁会关心‘好人’。”

北影文学系毕业的科长很会用修辞，因为另一部电影，名叫《满城尽带黄金甲》。

至于它的导演，大家都知道是谁。

最后，《好人》的票房，31万。不算通胀，还不如1988年《红高粱》的十分之一。

拿国际大奖、回国制造轰动助推票房的路子，基本上让第五代走完了。曾经功成名就的人，都开始走顺应时代的路子。轮到第六代导演上台，这招已经行不通了。

年初上映的《地久天长》，包揽柏林男女最佳主角。然而口碑炸裂，票房低迷。出品人以为能破6亿，结果收了4500万。

行不通，不是作品烂，是时代变了。

「电影《红高粱》里充满血性的男人，图自豆瓣」

想当初，为了让第五代登上历史舞台，西影厂的吴天明不知跟多少人叫板。《红高粱》的横空出世，有他一半的功劳。而其遗作《百鸟朝凤》上映时，出品人方励只能跑到网上下跪，哭着求大家去看看这部电影。

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其实原名叫《金色的红萝卜》。是他的伯乐，徐怀中，把“金色”改成了“透明”，并促成了小说的发表。今年8月16日，徐怀中凭借《牵风记》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关注的人，想必也不多。

到底还是莫言通透，人家早说了：“社会需求不断在变，纯文学会一直存在，只不过由大众走向小众，这本身就很正常。”

确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题。

不再有人关心那些过时的东西。

一个可爱的时代，总会在喧嚣中远去。

但时至今日，我还是无法忘怀莫言在《红高粱家族》里描绘的场景。他说，高密乡的纯种高粱早已经灭绝，剩下的是漫山遍野的杂种高粱。这种高粱，空有高粱的名称，却没有高粱挺拔的高杆、辉煌的颜色。

它们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

在满是这些杂种高粱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迅速进化着，各自奔向自己的价值系统里确定的完美境界。

并最终，遗忘了真实的自我。

「全文完，下次再会」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第五代导演前史》，倪震

[2]《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罗雪莹

[3]《汉子姜文》，李尔葳

[4]《中国美人巩俐》，李尔葳

[5]《莫言与红高粱家族》，管谟贤